周浩，一位深入全国各地进行拍摄的纪录片导演，同时将广州作为停顿、休息的常居地。周浩导演在广州生活多年，曾经在这里工作定居，更广为人知的是，他把广州的派出所、急诊室、城中村等地方拍进了纪录片。

随着“我的广州·我的城”印象广州纪录片创作征集活动的展开，我们特别推出周浩导演专访。回顾他在广州拍纪录片的经历，周浩淡然说，这些只是他拍摄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接受采访时，他说，明天就走。似乎已成为他的生活常态。与这种奔波相对应的，是越来越多的生活状态、不同社会角落的人物涌入镜头，成为他片中的拍摄对象。

从沿海城市到云贵乡村，从普通民众、流浪人群到城市管理者，周浩在大众视线之外，捕捉和抓取着多样的社会生态。从平凡的人物、琐碎的事件中，凿取出丰富的世情。 

不论是学校、派出所等特别空间，还变动下的人物故事，他都充满着好奇，其作品将标签化的人性展现出复杂的层次感，把视角投向人际关系最含混不明之处。这些人是善意的、趣味的，也有着自己的防范和打算。周浩说，他不愿意在镜头前遗漏任何与拍摄对象的相处过程，这种与人物打交道的机会，也是他观察人的过程。

（周浩作品《棉花》剧照）

或许拍纪录片并不是拿着摄像机闯入他人的世界，而是一次次率真的交流、认知与理解。用平实的方式走近对方，理解他们的生活、关于纪录片的素材自然缓缓流出。周浩谈到，拍纪录片就是去寻找那个愿意倾诉的人，寻找这种可能性。寻找和等待的结果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你不可能把别人的生活都打捞进来

连续两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获得者周浩导演专访

1、与陌生人的拍摄之道 

GZDOC:您在与不同群体打交道上面有着丰富经历，人们在观看您的片子时，也常感叹您和拍摄人物的亲近关系，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或技巧，能让您的摄影机自然走进他们的世界？

周浩：别人同意我们的拍摄，肯定是因为我们和拍摄对象之间，有某些诉求是有吻合的，就有重叠的地方。如果你的诉求和别人完全没办法重叠的话，那我觉得别人很难接受你的拍摄。

其实未必有那种特别清晰的、说得清楚的要求，让你的拍摄能够满足别人。其实有时候人是蛮寂寞的，很渴望让别人了解的。如果你进去的时候，别人觉得原来有人对他们这么有兴趣，而且不是那么充满着敌意、愿意这么平静地来跟自己交流，也愿意来了解他的痛楚，哪怕帮不了什么忙，但他能够倾诉，其实也是一种满足。

例如在广州生活的非洲人，他们为什么接受你的拍摄？就是他突然间发现他的倾诉有一个渠道，他的诉说有人去倾听了，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层面上，你也可以去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且同时你又不会伤害他，如果他真的非法滞留的话，你也不会把警察带过来，他甚至会认为你的拍摄或许能够让政府对这种非法滞留带来别的可能性。那我觉得那就有可能形成拍摄。 

你要去寻找到这种可能性，就是你要去找到这些人，十个人里面肯定有八、九个人不愿意被拍摄，但是肯定还是有那么一两个人愿意跟你说。那你就去找他做，所以拍片子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就是这个人不同意，你再去找下一个人，直到找到那个人。你就用这种方式去跟别人打交道，如果你诚心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周浩作品《龙哥》：与吸毒也贩毒的人交“朋友”）

GZDOC：您觉得拍摄者跟拍摄对象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毕竟是不同群体，真的可能会成为朋友吗？

周浩：那就看你怎么去界定朋友了，也不要滥用朋友这个词，其实我们的理解是非常狭隘的。什么叫朋友？你要找到一个共同的诉求吧，不要用朋友这个词，而是找到一种可能性。

人生活在社会上，需要社会的人际关系，需要人和人之间的互相鼓励，去释放一点点善意。我不愿意说“温情”这种词，就是去寻找存在感，如果说我具体会得到什么东西，去量化的话，那是几乎为零的东西，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我好像又能得到一些东西，对方也能得到一些东西。我需要去编织我在社会上的一些关系，这些关系也许我会受益，但是我也并不是以受益为目才去编织这样的网络。可能就是与人为善。

GZDOC：您拍摄的前期工作是怎么样的？有的人会觉得准备拍摄的调研或磨合时间尤其漫长和煎熬。 

周浩：其实我调研的时间普遍都不会特别长，就是去问别人，你愿不愿意被我拍啊？可以就开始进行了。这种试探的过程，我觉得本身也可以成为影片一部分，所以说有时候我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半年了，然后再开机，那样我觉得可能会遗漏掉好多好多东西了。 

我在与人打交道过程中的感觉是我在片子中不愿意失去的。哪怕我一边拍你的过程中，你一边还在嘀咕，这个人为什么要来拍我——这其实也是我观察人的一个过程。因此我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只要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只要他们愿意让我进去，那我几乎第二天就可以开机。我把这种交往过程当作拍摄中必经的阶段。

GZDOC：您会预估某个空间的素材量吗？例如预判一个空间会不会有很多素材还是没什么好拍的，或者一个拍摄方向的素材量？

周浩：肯定是有一些预判的，你所做的片子都是你工作经历、人生经历的结果，说文如其人，片也是如其人。你去跟别人打交道时，就有一个预判了。但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好像有很多选择，男女朋友的选择、工作的选择——你会发现其实你的选择最后都是唯一的选择，你现在是没得选择。

你每次选择的那条路，如果觉得后悔了，当初要走另外的路就好了，但这好像是一个悖论的东西，是不大可能的。既然选择了你就要走下去。

有时候在选择场景的时候或者选择故事的时候，是选A故事、B故事还是C故事？那也是我们后来在复盘时候会想的问题，有时候复盘也没什么用处，就是凭着直觉往前面走啊，可以往A走下去，A走到最后有一个分岔，再往C走下去。这是一种直觉吧，而且也没有对和错。

GZDOC：您曾说，好的纪录片是自己生长出来的。但可能拍了一整天，也没有太多能够放入作品的内容，您觉得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度过这样等待的时间？ 

周浩：反正我的等待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但是你别指望三天的时间就拍完。这也是后来我没有在媒体工作的原因。媒体永远会给你一个deadline，你必须有个死限，那出不了东西怎么办，你只有人为挤压，人为一挤压以后，那味道肯定就会变味了。 

我并不是有本事去挤压那个故事，而是我没有那么急迫。因为讲人的故事，我只要把讲清楚就行了，讲得引人入胜就行了，我干嘛一定要去挤压一个故事。就像《棉花》里面有什么故事？它没有什么精彩的故事，但是我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做这盘菜，最后呈现出来还是会有人认可的。

（周浩导演在拍摄《棉花》中的工作照）

GZDOC：那您觉得从事纪录片这么多年，您拍纪录片的心态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周浩：越来越敬畏呀，你没觉得自己那么牛逼。拍到后来，哪怕我觉得这个题目好像可以拍，但在拍的开始我也不觉得它一定会拿奖，以此呈现出来。哪怕拍完了，在剪辑台上我也仍然嘀咕着，我的片子该怎么呈现，而且是有人愿意看的东西。我觉得越拍越觉得，反正这是我的生活方式，我就按种方式去跟人打交道吧。具体能拍什么东西来，其实会有一种天意在里面。

GZDOC：拍纪录片怎么样会变成您的生活？跟拍的是别人的生活，好像跟自己的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 

周浩：我不会那么隔断、分得那么清楚，别人是别人的，我的是我的。有的人喜欢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回家后绝对不会管工作上的任何事情。但对我来说其实是混杂在一起。

GZDOC：那您跟拍摄对象打交道的时候，您会跟他们讲述很多关于自己的生活吗？ 

周浩：不多。如果他们不问的话，我不会主动说。而且说的时候还是会有所选取。有时候说多了也不好，比如农村的人会问你一年的收入是多少，他们的平衡会被你打破掉。

2、在广州拍纪录片 

GZDOC：那您觉得关于广州这座城市，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东西？                 

周浩：关于人、关于社会，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传统意义上广州是什么？广府文化，我们只想到东山少爷、西关小姐的故事，或者粤剧等等，如果你想到广州就只是这些东西，那你思维方式也太狭隘了。我觉得拍纪录片很关键的是，我对这个人挺有兴趣的，或者他的职业或相关的事情，我愿意花时间去跟他\她待一待。这样通过他身上发现一些东西。 

广州的概念并不是只有说粤语才是广州，这个概念现在已经非常宽泛了。广州有这么大城市，这么多外来的人，他们也是广州的共同组成部分，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探究的。通过一个很小很小的局部，或是用一个小水滴、一个小镜面去折射世界。你把每个人的作用点都放在一个局部、局部、局部，至于广州是什么，你们做了一百个局部，广州这个城市最后才会被勾勒出来——是这么一个广州。

GZDOC：您和广州认识的拍摄对象龙哥一直有联系，他因为贩毒进入监狱，出狱之后您会继续跟他接触，继续拍摄他吗？

周浩：这个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我开玩笑说他在监狱里面可比我在外面安全多了。这个世界变化这么快，谁知道下一步会遇上什么打击呢？

有机会就拍，这就不会是一个特别刻意的事情。其实很多人做片子他并不是刻意地说，我一定要去做这个东西。当各种机缘聚会的时候，一部片子也会产生。有机会就拍，不是说我会不会继续拍摄龙哥，而是他出来后心态有没有变化，还愿意不愿意给我拍呀。这些都要考虑的。

（《龙哥》剧照）

GZDOC：您觉得在广州的拍摄和后来在其它地方拍摄有什么不同吗？

 周浩：你要具体说广州和别的城市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广州还是一个比较相对包容的城市，因为它一直是一个以商业为重的城市，一千多年来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对这些外来的人天然地具有不排斥感。 

虽然你的语言跟本地人不通，他们可能不会跟你特别亲近。但是也不会排斥你。我觉得广州人还是有一个特点是愿意和别人打交道。因为他觉得跟别人打交道就意味着自己有机会了，虽然也给别人机会，但是给自己的机会也许会更多一点。

全国卖小商品的人都会跑到广州来打货，就比如二十年、三十年前，我生活在贵阳，我会经常听商贩说，“今天去广州打货去了。”——这种感觉一直是广州给人的第一印象，一个充满着商机、充满着各种可能性。我们去广州吧，去广州就有机会、有可能，我觉得这是广州最大的特点吧。这种可能跟一般人去北京发展的那种可能还不完全一样，北京的发展好像还需要一些门槛。在广州这门槛好像会降得很低很低，只要你来，只要你愿意去闯这个世界，就具有各种可能。

3、探讨“票房决定论”

GZDOC：纪录片现在有各式各样的传播方式，电影院是不是它最合适的传播方式？

周浩：电影院我觉得会是一种大家认为的终极目标，但是我并不认为那种终极目标就是最高目标，最后我可能也会走到那一天。我的片子在国内没有上过院线，但现在我也在做院线电影，而且应该在两年之内吧，片子会在电影院放映。至于它能引起什么样的观众反应，我不去想它。自己用心去做，按自己的这种模式去做。 

我也不是一个不想理观众的人，还是很在乎观众的观感，所以说在这个层面上我会尽我的心去做，它能做到什么样子，我就先不去设想。但是电影院这一步我还是会走吧。

GZDOC：您的院线电影是什么样的内容或题材？您觉得大银幕上的创作会不会更加注重电影感，或者是观众在视听效果上的需求？

周浩：有些在谈或者有些在拍，就是一些很简单的、普通人的故事，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以展现平常人的故事为主旨。（如果要考虑观众的需求）那你要考虑什么？比如拍一部片子经过两年、三年，你怎么预测两年以后观众的口味。当然会考虑观众，但是一直跟着别人走会很痛苦，还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吧。我会在意观众，但是我不能够以观众的要求为我唯一的要求。

如果要视听效果的话就得去看好莱坞《阿凡达》这类片子，那不是我们注重的地方。我会特别注意它的影像质量，但是那种炫技的东西，它不是纪录片这个品种的特点。我们还是以真诚来打动人，比如《四个春天》这部片子，它就是用一个普通相机拍的，只要后期处理得好一点，它上大荧幕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丝毫的不会影响它的票房。不是说一定要多么高电影标准的配置，它才能上院线。

我觉得以这个为出发点的话，也许就会偏离了这个品种最核心的东西，好票房并不一定是所谓的经典之作。好的东西，又要占尽天下便宜，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做片子的方法，那就按照你自己最熟悉的方法去做。我相信这种非大团队制作的片子也可以走进院线，而且它的票房也不会差。

GZDOC：那您的纪录电影上映时，您会怎样考虑自己的票房？好的票房对影片及创作是否更有利？

周浩：我不考虑，我只考虑这个题目别人来找我的时候，我是否觉得这个题目是好玩的，是否是一个有挑战的题目。至于它有多少票房，我不去想它。而且别人（投资方）不会这么要求，如果这么要求，他也不会来找我。

有人说票房就是一剧毒药，你要看你想要什么东西。就像《战狼2》这么好的票房，但是在电影圈不觉得它是一部多好的片子。即使它是一个现象级的电影。但有些人会说：“不，你们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这么好你们就是不如我。”其实不是这么对比的，就像吃饭一样，吃荤的人无肉不欢，但吃素的人会说你那是吃的什么东西。那是吃荤的好还是吃素的好呢？不仅是现在，这个问题在一千年前有定论吗，一千年以后有定论吗？我觉得不会有一个结论，多元的常态不是挺好的？我不说我比你高明，那你也别妄自菲薄或妄自清高。

GZDOC：怎样看待跨界拍纪录片的现象？尤其是很多当代艺术的人士来进行纪录片创作？

周浩：一直都有这个现象。中国拍纪录片的，我印象中就没有所谓学纪录片出来的。每个人都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表达自己，不问出身、不问出处，我们最后看片子，不管你是跳舞的还是做行为艺术的，最后呈现出来的片子能够让观众有所触动，那就够了。

例如别人看完我的片子，有兴趣问我是干嘛的，有人说这个人做记者出身的。你能找到一点联系，其实这种联系很牵强。就像我拍完《高三》之后，别人说你是不是想重温一下，你的高三是不是有什么难忘的经历，让你一定要去拍这个片子？其实没有这种联系。媒体问我是有什么情结或者不了的心愿，其实这都是后来的归纳总结吧。

（《高三》海报）

GZDOC：对于现在有志于做纪录片的年轻人，您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周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纪录片未必是唯一的选择，年轻时候去尝试各种可能性，不能做纪录片不代表你就干嘛，能做纪录片也不代表你有多高尚，这就是一份职业，一份工作，一份爱好。看你喜不喜欢它，喜欢它就做下去；不喜欢就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去。其实做纪录片没有所谓的高贵、与众不同，这也是一份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