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哼首摇篮曲》（Sing Me A Lullaby）是2020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优秀纪录短片”荣誉得主，并曾在2020多伦多国际电影节(TIFF)、纽约纪录片电影节(DOC NYC)获奖。近期，该片还获得了2021加拿大银幕奖的最佳纪录短片提名。

汝文五岁就和她亲生的父母分开了。

40余年后，她仍然无法将童年时琐碎的片段连接起来。

为什么父母将她遗弃？从小到大，汝文一直把这份藏在内心的好奇掩埋起来。时过境迁，往日蠢蠢欲动的好奇心已慢慢转化为一种惯性的沉默，也许不必深究反而可以好好活下去。

汝文的身世谜团像一团灰尘这么滑落到房屋的角落里，无人问津。直到她的小女儿Tiffany慢慢长大，开始好奇关于妈妈小时候的种种记忆。虽然妈妈不愿去触碰那段尘封的家族往事，小Tiffany却心有不甘，她决意要为妈妈找到幼年记忆中遗失的血缘拼图。

出生于加拿大的Tiffany并不太会说中文，语言障碍是摆在她面前的第一座高山。但21岁的她无所畏惧，只在口袋里装了两样东西：一本翻译词典，一张写着两个中文名字的纸巾。就这样，Tiffany长途跋涉来到了汝文的出生地，台北。她真的找到了汝文亲生母亲的通讯地址，并亲自上门拜访。她解开了妈妈的身世之谜，就此将家族三代女性的生命重新缠结在了一起。

时隔半生，与亲生母亲的重聚对汝文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当时的Tiffany难以预知的。纪录短片《为我哼首摇篮曲》的制作从2005年跨越至2020年，时间的砝码给影片故事增添了非比寻常的动人力量。但影片有终结，旅途却仍在继续，真相的余味还在汝文往后的人生里持续酝酿着，Tiffany也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事情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导演：熊邦林

（又译“熊邦玲”，Tiffany Hsiung）

GZDOC专访了影片导演熊邦林（Tiffany Hsiung），以下是预告片及采访视频：

以下是采访译稿

GZDOC: 2005年，21岁的小Tiffany毅然决定踏上帮妈妈寻找亲生母亲的旅程。回过头看，你内心深处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是你对妈妈表面沉默、实则渴望的内心有强烈觉察，还是你自己的好奇心，及对家人回避真相、沉默畏缩的反叛心更具上风？

我的动机是我为妈妈打抱不平，为什么她不能知道自己的身世？我认为她有权知道真相。这些年来，她总试图说服自己她不需要知道，就好像一直在压抑内心的渴望。我感受到了她的痛苦，这也让我很伤心，但更重要的是，那个年龄的我会升起一股怒气，我很不解，为什么妈妈要独自承受这些？为什么这件事只能被默默接受？

所以21岁的我想向所有人证明这件事我可以做到，想证明我们不必保持沉默，可以主动去寻找真相，可以展开那些难以触碰的对话。当时的我年轻且自信，别人的想法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就是这样的，看不到后果、看不到潜在风险、看不到真正的障碍，只看到摆在面前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我也认为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就是为什么长大以后，你就不会再这么做了——现在的我绝对做不到我21岁做的事情。所以，我也非常感激当年那个小Tiffany，感激她的年轻、天真、充满自信。

GZDOC: 你觉得知道真相对你妈妈是一种解脱，还是反而带给她更多伤痛了呢？

我想，这就是这部影片在探讨的问题。追索真相、体会真相的力量，这是一趟旅程，未完待续的旅程，那里总有痛苦。即便对我自己来说，做出了这部影片，我还是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真相不一定能带来解脱。真相是复杂的，痛苦和伤害会随之而来。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本不该知道吗？

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必经的路，因为如果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有可能伤害我们，怎么办呢？假定我们已经知道，一切事物都有伤害我们的可能，我们又那么害怕受伤，就会被永久地封锁在自己的脑袋里。这不是生活，对吗？生活不应该被锁在房间里，就因为我们太害怕走出去会面临伤害。

我觉得对我妈妈来说，这种伤痛依然延续着，起起伏伏。因为即便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问题也不是就圆满解决了，总会有一些糟糕的事情突然出现，使她难过。但我相信她知道自己拥有了一个跟亲生母亲见面的选择，知道现在她可以打电话给姐姐了，这会带来快乐，也会带给她归属感。因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知道自己的归宿是很重要的，而很长时间以来我妈妈在这一块都是缺失的。

GZDOC: 那么你妈妈现在可以理解你当时的决定了吗？理解你想向她证明了解自己身世的重要性，想让她看到除了沉默和压抑之外还有别的选择。

是的。但是她还是我妈妈，61岁，她的想法还是会复杂一点。我觉得虽然她能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但她自己传统的思维方式还是始终如一，有时候让我挺闹心的。因为我生活在这样的双重环境中：在北美长大，但出生在一个中国家庭。所以你会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传统和文化，你在学校和在家里接触到的很不一样，这种影响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我觉得，我妈妈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她自己仍然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很在乎别人会怎么想，会担心自己作为女儿哪里没做好……我们华人就是这样，总是背着很多包袱，没法活得一身轻松，总要想哪里需要付出、哪里需要奉献……我妈妈永远不会觉得她付出得足够多。即使局外人看了都会问：你怎么会这么想？但她就是忍不住，就是情不自禁。她就是这样的人。

GZDOC: 如你所说，你的跨文化背景深刻影响了你的思维方式。你是否想过假如自己没有这样的双重文化身份，能够跳脱出其中一种文化认同，你会愿意吗？

不会，因为通过制作这部影片，在过去10年里，我愈发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保持沉默，为什么心甘情愿“吃苦”，愿意为了自己的家庭而承受痛苦，为什么要隐瞒自己不堪的过往，为什么不愿意去“麻烦人家”。现在的我能理解这些想法，产生共情，明白这些行为方式都来自于爱、承担、甚至自我牺牲的意识，而不是像10年前那样只是感到沮丧、愤怒和反抗。

中国人把这些文化嵌在身上，装在心里，其缘由是难以解释的，我甚至不知道这些文化根基是怎么一步步传承到我身上的，但我相信它由来已久了。即使我的家庭并不是特别传统，我依然觉得我的DNA和血液中都有遗传着一些东西。我也和其他出生在加拿大的华裔朋友聊过，他们同样不是出生在非常传统的中国家庭里，但也会有跟我类似的感受。我认为我存在一种骄傲感，作为华人的骄傲感，这份骄傲感是来自于流淌在我血液里的这份“文化遗产”，因为在我以前，它已经趟过了上千年，趟过了无数代人。

所以我不会因为住在加拿大，就觉得加拿大人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对”的，这正是得益于我被同时置于不一样的思想体系里，我才能明白人类表达爱的形式可以多么不同，并且这种不同有多重要——否则我们都会变成一样无聊的人。一个纯正的北美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得出的答案。我自己也花了好多年、好多年才能与这种想法和解。

GZDOC: 现在越来越多创作者喜欢创作私人题材的影像，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给他们？

有的，我认为拍摄私人影像绝对是最难的。很多人可能认为这是最简单的，因为很方便开始，毕竟是关于你自己的故事。但是，讲述个人故事，你难以避免地会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朋友等等的原因给自己设障，于是最终拍出一部欲说还休、浅尝辄止的作品——因为你害怕过度深挖，害怕展示全部的脆弱；但你又想在作品里传达出你的脆弱感，所以你会用各种奇怪的方法来遮蔽。

所以我给那些想讲个人故事的创作者最重要的建议是：为自己找一个你信任的团队。我认为找到创作伙伴是很重要的：找到你的制作人、剪辑师——他们会成为你的心理治疗师；找一个摄像师——即使你说不要拍了，他（她）仍然不会放下相机。在那样的处境下，你的伙伴往往会比你更明智。

当然，你可以先自己开始拍，不要犹豫地按下录制键——反正你可以选择不用它；但一定要清楚你迟早需要一个团队，因为一部影片制作最困难的部分是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必须把所有的东西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一旦你意识到你没有勇气讲出你本想说的故事时，你的团队就来了，他们会鼓励你、保护你，给你自信，让你不再觉得自己看起来很蠢、说的话很蠢之类的。这就是团队的职责所在。没有一部影片是由一个人制作的，特别是私人影像，它们是由一个充满爱、敬业的团队共同完成的。

希望这是个好建议，因为这是也我制作《为我哼首摇篮曲》的方法。

GZDOC: 可以分享一下GZDOC 2020金红棉优秀纪录短片的感受吗？

我都不敢相信，太震惊了。GZDOC是中国最大的纪录片节，声名远扬，你们收到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而且也因为我们在文化上的共通性——我在不同的国家获过奖，但这是我们第一个在中国取得的荣誉——它对我个人来说很特别，因为这证明了影片能引起文化共鸣。所以在竞赛之余，我觉得更欣慰的是知道它在这儿被接纳了。我希望这部影片能在中国延续它的生命，希望人们将来还有机会看到它。所以这个荣誉对我来说很特别，我妈妈也很骄傲。我当然希望能亲自去广州领取这份荣誉，但你们把金红棉荣誉杯邮寄到多伦多来也很不容易，让我特别惊喜。

目前我已经完成了另一部作品，是在疫情期间拍摄的一位很出名的厨师，他的餐饮品牌是北美最大的品牌之一。但因为疫情餐厅关门了，并且一直没能重新开放。影片就是在跟随这位厨师的故事，讲他在疫情期间如何丢失了职业认同感，而他又想出了什么新的点子，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发掘出职业价值。今年我们准备将这部作品投递各大节展，包括GZDOC。如果这次我们的作品有缘再次入围，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在广州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