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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琦:“国际制片”如何不流于形式?
2022-06-23

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九届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评优活动中,知名纪录片导演、制片人赵琦受邀成为终评评审团成员之一



赵琦

纪录片导演,制片人


第一位同时获得艾美奖、伊文思奖、圣丹斯大奖和亚太电影大奖的中国人

他担任纪录电影《归途列车》(2009)的制片人,该片获得2012年美国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 ,还荣获了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伊文思奖。其他主要作品有《千锤百炼》(2012,制片人)、《殇城》(2013,导演)。作为总导演,2018年他执导的国内首部纪实综艺节目《奇遇人生》荣获第十九届中国视频榜年度真人秀;2018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纪录片奖项。他最新的纪录电影《无尽的航程》讲述了中国第一位职业航海家郭川先生的故事,近期在釜山电影节,纽约纪录片电影节上映。


赵琦导演《无尽的航程》海报

自2002年-2003年公派至伦敦大学学习纪录片导演和国际制片以来,赵琦在纪录片制片领域深耕长达20年之久,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2009年由他担任制片人的《归途列车》更是一直作为业界罕见的国际制片经典案例。本次终评委回访中,我们就“国际制片”这个话题与赵琦展开探讨,包括国际制片市场的变化,国际联合制片体系的现状,以及如何开辟合作路径等。


以下为采访口述文稿整理:

采写/陈岱珊


1

国际制片的实践经验

Q:您是02年至03年去伦敦大学学习的纪录片导演和国际制片,现在已经20年过去了,以您的从业经验来看,在整个国际制片体系20年来的变化下,有哪些知识在实践中始终是存在适用性的?可以分享一些您的感触。


赵琦:其实近三四年我做国际制片的工作也比较少了,一方面,具有国际潜力的项目未必如想象中那么多;另一方面,我觉得国际上的资金,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取向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我们来说可能有更多限制。要说这20年有哪些东西依然是有价值、有用的,我觉得首先理解“国际制片”的根本含义,从而在技术层面上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比如准备所需求的文件、资料等,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因为专业技能本身是促使你更好地阐述你自己的一种工具,它对于国内的制片工作——甚至不一定是和不同机构的合作,哪怕是自制的一套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Q:其实制片是一个专业性强的工作,它很大程度上涉及到技能方面的经验积累,而不是靠仰赖理论知识,对吗?


赵琦:有一些技能。当然,另一方面你也要判断市场大环境和专业创作之间的落差,因为这份工作不单纯是预算掌控,它还涉及到如何落实。你对于一部影片的社会功能有一个预判,它会导致你整体策略的不同。你如果希望它能盈利,形成一个正向的商业循环,那么在内容上要做出怎样的取舍,这是由你的前期判断决定的。如果你愿意把市场放到第二位,把内容表达放到第一位,就要考虑找谁合作,多少家有机会合作,之后的传播面会有多广……这些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区别。这些东西导演本人未必思考得很清楚,需要制片人和导演一起商议。

2018年赵琦分享《奇遇人生》

纪实综艺节目制作心得

2

国际制片体系发展现状

Q:这些年来,国际上(主要是西方)整体的纪录片项目数量应该越来越多了,那行业资金的增长是不是跟得上数量的变化呢?还是说它增长的速度比数量更快?也就是行业内的供需关系有没有变化,是越来越宽裕了,还是越来越难了?


赵琦:我觉得首先也并没有更多的国际项目,和20年前比起来,或者10年前比起来,可能绝对数量上稍微多了一点,从(供需)比例上来说我觉得是下降的。可能也因为国际上的资金本身也在萎缩,这跟经济发展有关,经济陷入停滞或者说缓慢的一种发展状态。

因为很多纪录片的资金来自于政府的公共基金、文化基金和一些私人捐助。当私人捐助萎缩,税务萎缩,导致国家整体预算也降低的话,它自然就会在这种文化项目上有所调整。在这种调整之下,分配给国际内容的部分也会相应调整,即便有一些基础资金,可能也倾向于优先提供给本土的、在地的故事;对于远方的、更世界性的东西,分量就会变得低一些。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并没有什么积极的迹象。

2016年赵琦参与GZDOC全球产业纪实峰会


Q:确实感觉国内的纪录片国际制片体系发展比较缓慢。时至今日,您十多年前制片的《归途列车》依然被业内作为一个罕见的经典案例。那如若从创作者的主观性上来看,国内创作者的主观尝试够多吗?大家的思维上有没有受到什么限制?


赵琦:现在很多有留学经历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能力上都挺强的,所以也不一定存在他们不努力或者是受个人限制的问题。国际制片本身的确是越来越艰难,在内容的核心表达上要求更具有文化共性和普遍性


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越来越容易陷入自己狭窄的信息通道,喜欢看到支持自己已有论点的东西,不愿意打开,以一种接受挑战、接受自省的态度来思考不同样态的存在。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当你以自己的主张,书写对你的生活所在地的一些叙事时,想要申请到国际资金可能是越来越难了。

3

如何开辟国际合作路径

Q:从政策上来说,这两年我们国家大力倡导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应该是为国际合拍项目提供了利好。您觉得对于基层单位、民营机构、节展平台等不同行业主体来说,有什么样的方式去配合这个政策的利好,做出一些改变呢?


赵琦:这个政策当然很好,要讲好中国故事,但关键在于这些不同的行业主体怎么理解中央的政策,怎么深刻认识到它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核心诉求是什么,怎么样的表现才是真正好的,然后基于这样一些观点和认识,才能采取合适的支持手段。我觉得目前这个事情落实得并不够好,而这又取决于不同行业主体里的相关负责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觉得中央的部署是非常到位的、高瞻远瞩的,但是在操作执行层级上,目前还比较缺乏系统性,欠缺一些长远的考虑。

2020年赵琦参与GZDOC《名导派对:

纪录片导演的自我革新》主题论坛


Q:您是新鲜提案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开创新鲜提案,其实应该也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希望能够从提案的层面去促进我们国内纪录片的发展吧?


赵琦:新鲜提案创立之初,我作为创始人对它的思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纪录片提案场所,要不然其实广州节已经做的很好了,我们没有必要再去做一个小型提案会。之所以叫新鲜提案,在于我们希望在内容创作上,和其他行业建立更多的联系,不仅仅是电视或电影行业,还能和其他的一些工业,广告,以及社会援助联合做一些事情,这是为什么我们叫它新鲜提案的原因。我们是在沿着这条路走,但是这两年发展依然比较缓慢。我觉得这种行业和行业之间的融合和打通,同样在于负责人对这个问题如何进行深入的理解,是否有勇气拿出一定的资源来创新。这可能也需要一些契机。







新鲜提案logo



Q:其实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从2013年开始就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外联合制作纪录片的推优项,一直想鼓励中外合拍、有国际影响力的项目。从历年优胜作品来看,合作性主要体现在资金来源、邀请外籍主创这两点上。您觉得如何促进国际合作、国际交流更加深入呢?


赵琦:纪录片节作为一个市场主体,有自己的一套专业体系,它选择的内容对社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通过设计和完善一套协调和评选机制,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把真正好的内容介绍出去。


往届GZDOC优秀中外联合制作纪录片优胜作品海报(部分):


赵亮导演《无去来处》

拜林·韦德尔导演《冻结的希望》

余海波、余天琦导演《中国梵高》


国际影响力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内容怎么能真正影响别人,怎么样让不熟悉你的人熟悉你,喜爱你,认识到你的真实情况。这种影响范围的大小也取决于内容的播出渠道,是在国内电视台播,还是在国外电视台播;在抖音上播,还是在YouTube上播,它的国际影响力都是不一样的,需要在评选上纳入考量,在机制设计上进行权重。

要培养真正的国际视野和深刻的政治认知,这是我们国家在世界舆论体系里去获取自身发言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如果没有办法从很深的角度去认识这件事,它就容易流于形式。如果想深化国际交流合作,需要执行人员多方面来共同协调,提升每一层级的专业能力,在上下级之间做好沟通和交流,让更多的人去理解这些事情,这样才能真正落实中央制定的大政方针。


编辑|商铭嘉